该诗就苏轼诗歌而发，人们通常认为，前两句褒扬苏诗，以真金相许，说是真金不怕火炼，完美的苏诗经得起考验，不怕纤尘的侵袭。这种理解只能是就苏诗佳作而言，元好问对苏轼评价很高，当然会承认苏诗中有真金存在，但从全诗来看，这首诗是就苏诗整体或“百态新”那一部分而言的，因此，这样理解既与末句的批评相龃龉，又与元好问对苏诗总的态度相左。元好问认为，苏诗有些美中不足，如“奇外无奇更出奇”、“俳谐怒骂岂诗宜”（《论诗三十首》），“诗至于子瞻，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”（卷三十六《东坡诗雅引》）等。据此，他不可能把全部苏诗比喻成毫无杂质的真金。古今各家解释，似乎只有陈湛铨先生《元好问论诗绝句讲疏》最贴近原意，他指出，“精真那计受纤尘”的“计”字，应依另一版本作“许”字，并解释道：“金入洪炉不厌频，喻诗贵锻炼，愈炼乃愈工，嫌坡诗得之太易也。精真那许受纤尘，谓佳制应无疵累，要须使人无懈可击也。”⑤如此解释，其窒碍则涣然冰释，其含义则豁然贯通。
该诗后两句有两种对立的解释。查慎行《初白庵诗评》以为是指责“苏门诸君，无一人能继嫡派”，把“坡诗百态新”看成是值得继承和弘扬的优点，这是不晓遗山诗论之误，已无须费辞。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一认为该诗“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，故致坡诗竟出新态”，对“坡诗百态新”持贬抑态度。今人多持此说，认为元好问在肯定的基础上对苏诗又有些微辞。但这种解释尚隔一层。问题在于，它忽视了对“苏门果有忠臣在”一句的细致考察，将“苏门”简单地理解为“苏门四学士”或“苏门六君子”等人，而他们从未自许为苏门忠臣后人有无此说，也不见记载，那么，“苏门果有忠臣在”的“果”字又从何而来、落在何处呢？它分明是反驳“苏门忠臣”的语气，我们不可不察。
考之文献，元好问这一句实际上确有所指，当时有人公然以“苏门忠臣”自居。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卷三十一《著述辨惑》有如下一段记载：
前人以杜预、颜师古为丘明、孟坚忠臣，近世赵尧卿、文伯起之于东坡，亦以此自任。予谓臣之事主，美则归之，过则正之，所以为忠。观四子之所发明补益，信有功矣，然至其失处，亦往往护讳，曲为之说，恐未免妾妇之忠也。
这里暂且不论杜预、颜师古，也不论赵尧卿（因无文献可征），单就文伯起而言，诚如王若虚所说，确非东坡忠臣。文伯起名商，蔡州人，年辈早于元好问，大定二十年(1186)王寂贬官蔡州，与他相识，有人说他“博学高才”（《拙轩集》卷六《与文伯起书》），明昌五年(1194)受王寂推荐，任国子教授、迁登仕郎。生平散见《金史·章宗本纪》和《拙轩集》。著有《小雪堂诗话》。张伯伟教授根据有关文献推断《小雪堂诗话》是专论东坡诗词的著作⑥，很有道理，只是该书早已失传，如何品评东坡，已不得其详。《滹南诗话》卷中征引文伯起论东坡以诗为词之言，“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，故援而止之，特立新意，寓以诗人句法”，此论实出自南宋汤衡为张孝祥词所作的《张紫微雅词序》，文伯起悄悄地化为己有，居然瞒过了博学的王若虚，他无疑赞同此论的。这种观点拨高了苏词的自觉意识，忽视了苏词的游戏性质，不够允当。他的诗歌已经失传，据王寂说，他“善用强韵，往复愈工”（《拙轩集》卷二），大概走的是东坡新奇一路，就此而论，他就不是苏门忠臣。
元好问无疑知道文伯起的这种言论。他在《东坡乐府集选引》中就提到过《小雪堂诗话》（卷三十六）。“苏门果有忠臣在”正是就此而发，不过，他的批评与王若虚略有差别，侧重批评苏门“忠臣”们“肯放坡诗百态新”。《小雪堂诗话》收录了一些元好问认为是“他人所作”的东坡词，数量多达五六十首，其中就有元好问认为“鄙俚浅近，叫呼衔鬻”、“极害义理”、绝非东坡所作的《沁园春》（孤馆灯青）词（卷三十六《东坡乐府集选引》）。据此推测，这部具有“妾妇之忠”性质的《小雪堂诗话》对苏诗也不可能进行元好问心目中的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，而是任其“百态新”，不加以“纠正”，这自然不为元好问所赞许，因之文伯起也就不是苏门忠臣。事实上，依据他的标准，在所有研习东坡的文人中根本就没有“忠臣”。于是，他后来亲自出马，编选东坡诗词，将东坡诗中的“杂体”部分剔除掉，将“近古”、“近风雅”的部分单列出来，编成东坡诗雅目录（卷三十六《东坡诗雅引》）。清人汪由敦颂扬此举“力挽新奇归大雅，苏门谁复是忠臣”⑦。但是，元好问弄此苏诗“雅本”，就真的是“苏门忠臣”了吗？他或许避免了“妾妇之忠”，却损失了部分苏门家产，经他之手，倒出去的恐怕不仅仅是污水。